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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菜-菊与刀—日本人之所以是日本人

作者:世子徐良

日本政府对日本人民能指望些什么?了解日本人的思维和感情习惯,以及这些习惯所形成的模式。这些行动、意志力背后的制约力。这本书是探讨日本人有关生活方式的各种观点。它只描述这些观点在各种活动中如何自我表露。它是一本探讨日本何以成为日本民族的书。

日本人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必须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大东亚”诸国是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得其所”。万国均应在国际等级结构中确定其位置,才能形成统一的世界。这是对等级制的信仰和信赖造成的。

日本人把自己的信念建立在万事预先具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在他们那里,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万事都是我们主动期求的,绝不是被动的,不是别人强加的。

日本人相信精神必将战胜物质。武士的佩刀是他们道德品质的象征。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经常宣传的另一个主体也显示了日本生活方式。他们常说“全世界的眼睛如何注视着他们”,所以,他们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

日本的封建社会划分为复杂的阶层。每个人的身份都是由世袭固定的。商人阶级总是封建制度的破坏者。商人一旦受到尊敬而繁荣,封建制度就会衰亡。维持封建社会安定的是武士和农民两个阶级,德川幕府把它们分别冻结起来。两百多年间,在这个世界里,法令和秩序是靠铁腕来维持的。在这期间,日本人学会了把这种繁密的等级制等同于安全稳定。只要他们停留在既知领域之内,只要他们履行已知的义务,他们是能够信赖这一世界的。

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的任务看成是意识形态的革命,而是当作一项事业。他们心中的目标就是要使日本成为世界上一个有地位的强国。在日本人眼里,国家是近乎至善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是,分别分配适当的权力并规定其行使范围。与西方文化相比,日本人对“上级”更加尊重——从而也给他们以较大的行动自由,但“上级”也必须严守自己的本分。日本人的格言是“万物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在宗教领域,国家把一种宗教置于管辖之下,奉为民族统一与优越性的特殊象征,其他信仰则听凭个人自由。这种受国家管理的宗教,就是国家神道。国家神道的教义成了自信奉神以来日本的历史,成了维护天皇权威的工具。明治政治家在军队中废除了旧式的等级制。军队在日本人中声誉很高,这确实是新军队赢得民众支持的最好办法。军队在许多方面起到促进民主的作用,在许多方面是真正的人民军队。军队非常同情小农阶级,这种同情曾一再激起军队向大金融资本家及企业家抗议。在工业发展方面,由政府创办并财政补助他们认为需要的企业。待企业已经组织完备,业务发达之时,政府就把它们卖给私人公司。日本政治家认为,工业发展是攸关日本民族存亡的大事,不能相信供求法则和自由企业。以最小的失败和浪费来建立它最需要的企业。日本不是从生产消费品和轻工业起步,而是一开始就兴办关键性的重工业。庞大的军事企业仍然掌握在政府官僚手中,并接受政府的特别财政补助。等级制在日本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在向外输出时,却十分不受欢迎。

西方人经常认为,自己是历史的继承者,他们并没有对过去的负债感。东方各民族总自认是历史的负债者。在崇拜祖先的行为中,表示人们承认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债。在日本,所谓“义”就是确认自己在各人相互有恩的巨大网络中所处的地位,既包括对祖先,也包括对同时代的人。欠债使人非常容易动怒,日本人证明了这一点。它也使日本人肩负巨大的责任。

日本人不喜欢随便受恩而背上人情债。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使当事人感到“受恩”,人们便都不积极趁机插手,反而慎重对待。

“恩”是债务,而且必须偿还。欠恩不是美德,报恩则是德行。对自己名声的义理意味着,受到侮辱,或遭到失败,有洗刷污名的责任,亦即报复或复仇的责任。不接受失败的现实,不承认自己愚昧,对日本人来说,是与生俱来的义务。日本人认为这些道德是绝对的东西。但在中国,忠孝是有条件的,忠孝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仁”在日本是被排斥在伦理体系之外的,丧失了它在中国伦理体系中所具有的崇高地位。在现代用法中,“行仁义”的地位更加低下,常常只在议及应受惩罚的不良行为时使用。日本人只是看重整gender个家庭,正因为如此,他们不大重视家庭中的每位成员及成员相互间的家族纽带。日本的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使之与人间喧嚣的现实生活完全隔离。只有这样,才能起到同一全国国民,一致为国家效力的作用。天皇是日本国民统一的最高象征而不是负责人的国家元首。在美国,自尊心是与自己处理自己的事联系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则是与对施恩者报恩联系在一起的。

“义理”则既与中国儒教无关,也非来自东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独有的范畴。有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按我的翻译)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对“义理”的报答则充满内心的不快。在“义理”的领域中,负恩者的难处是无以复加的。

日本人就是这样认为的。一个正派的人对恩惠和侮辱都同样感受强烈,都要认真回报。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牺牲其财产、家庭及自己的生命,就越被认为是道德尚的人,它成为道德定义本身的一部分,是这些国家经常提倡的“精神”价值的基础。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突然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所遇侮辱是错误的。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忍和自我克制,这是他“对名分的义理”的一部分。按照身份而生活就意味着接受这种规定并视之为自尊的组成部分。所有各种职业上的责任也与“对自身名分的义理”有关。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则非常根深蒂固。因而不能当面过多地说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既是一般礼节,也是一种明智。在日本,在青年和成年人中,一有竞争,工作效率就降低。在日本到处都有中介人,这种习俗是日本人防止两个竞争者直接对峙的明显办法之一。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自喜爱洁净及与之相联系的厌恶污秽。典型的日本人的情绪摇摆是从强烈的献身精神一变而为极端的厌倦。在日本人看来,只要在自己那个圈子里受到尊敬就是充分的回报,而“不懂义理者”仍然是受其同伴藐视和厌包菜-菊与刀—日本人之所以是日本人恶的“可悲者”。身份越高,“义理”的责任“就越重”。

人生是由“忠的世界”、“孝的世界”、“义理的世界”、“仁的世界”、“人情的世界”及其他许多世界组成的。各个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的、详细的准则,一个人对其同伴不是把他归之于一个完整的人格,而是说他“不懂孝”或“不懂义理”等等。日本人所划分的生活“世界”是不包括“恶的世界”的。这并不是说日本人不承认有坏行为,而是他们不把人生看成是善的力量与恶的力量进行争斗的舞台。他们把人生看做是一出戏,在这出戏中,一个“世界”与另一个“世界”,一种行动方针与另一种行动方针,相互之间要求仔细酌量平衡,每个世界和每个行动方针,其本身都是善良的。每个人的心灵本来都闪耀着道德的光辉,犹如一把新刀,但如果不勤于磨炼就会生锈。这种“自身的锈”,如他们所说的,像刀上的锈一样,都不是好东西。因此,人必须像磨刀那样注意磨砺本性。但即使生了锈,心灵仍在锈的下边发光,只需加以研磨,使之脱锈生辉。

近代日本人在试图建立某种统治一切领域的道德标准时常常选择“诚”。“暴露感情”是一种羞耻,因为这样会“暴露”自己。日本人说“自重”,意思是“自我慎重”,意思是“你应包菜-菊与刀—日本人之所以是日本人该仔细考虑事态中的一切因素,绝不可招致别人讥笑,或者减少成功的机会”。日本人是把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他们是靠这样一种微妙的安全感长大的,即只要一切都按规矩行事,就会得到别人承认。

五、读后心得:

日本有着既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基督教文明,又不同于中国儒家文明的大和文明。其文化中偏执与随和并存,感性与理性并立,我们很难对其名族性找一个新的具体定义,因为不论怎样定义,都难免会回到鲁思本尼迪克特的“菊与刀”。

鲁思本尼迪克特运用文化人类学的方法,调查了居住在美国的日本人和战时拘禁在美国的日本战犯,同时收集了大量有关日本的文艺学术作品,从日常生活细节中去解读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和习惯,特用“菊”与“刀”的形象,揭示日本人的矛盾性格和民族性。

先从这种文化的历史渊源说起,日本人讲求“各安其分”,这来自于日本封建社会维系秩序的森严的等级制度。日本的等级秩序,是一种传统身份的世代承袭。早在大化改新时期,日本就从中国引入并改造了社会等级制度,其一方面吸收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士农工商”身份秩序,一方面有一手造就了本土的特权阶级――领主阶级。这种世袭领主架空了所谓万世一统的天皇大权,却也使其符号化而得以保留,成为日本名族的最高精神信条。而掌握了世俗权力的大领主们,为了实现对其他军事力量的制衡,纷纷蓄养武士集团,使武士作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深深影响了日本的民族特性。

在历代权力的争夺中,每一任统治者都不断强化着社会阶层的划分,甚至对各个阶层成员的日常行为做出明确规定,这使得日本民众习惯于过有明确安排的生活,并在可以预见未来的定式中找到一种安全感。这种定式也体现在社会阶层的固化,不同的社会身份绑定着不同的社会地位包菜-菊与刀—日本人之所以是日本人,商人和农民无论财富多寡都无法得到尊重,而他们跨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途径就是和武士阶层联姻。而这种财富与武力相结合的形式导致了日本封建制度的长期存续,也给军国主义横行埋下祸根。

民众对”适得其所“的遵从使得日本政府在管理时有一种天然的特权,那就是政策推行的阻力会很小,政府在日本人眼里不是西方契约精神中的“必要之恶”,而是一种先天拥有管理权的“至善”。民众把服从管理看成理所当然,把社会的合理秩序归功于天皇统治,以信奉国家神道教来获取心理安稳。统治者也心安理得地利用这一点来整合国家力量,从明治维新的政治改革到近代企业的崛起,都是自上而下的顺利推行。上下层的这种默契也就缔造了这样一个具有高度民族凝聚力而又十分容易误入歧途的国家。

鲁思在书中提到的日本人另一个精神特质就是重“恩”。日本人对恩情的重视并不是从一般的道义角度,而是把赋予恩情和报恩作为一种带有强制色彩的“交易”。欠下恩情会让他们十分不安,用尽自己一切也要报答恩情,而对恩情的重视甚至使他们在帮助人时也产生使别人背上负担的愧疚,因此尽量避免职责之外的帮助,长此以往,各司其职,各安其分的秩序不断加深,乃至现代日本社会常常有对日本人“五米之内的冷漠”的批判。其中,人人生而有之的恩被当做义务。因为欠父母的生养之恩而对父母言听计从,导致了长辈干预子女选择,父系权力迭代传承;因为把普天之下的收获都归功于天皇的恩赐而对天皇尽忠,无论是死战玉碎还是坦然投降都是对皇恩的报答。

对于日本人德尔“耻感”文化,我认为:“耻感”来自外部世界,日本人更加注重外部世界对自己的看法,面子便由此而生,有了面子就会想避免羞耻,道德也是耻感文化的产物,道德高尚的人受人尊敬,有面子,道德低下的人则受人鄙视,受到外部世界的“耻”。所以他们并不注重自己的看法,而是害怕和别人,尤其是上层人想法不一样,也就是所谓荣誉。这种对外部环境的忠诚使日本人战后能迅速转变国策发展经济,却也是右翼分子不承认历史错误的根源,因为日本社会始终没有形成正视历史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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